很簡單，卻複雜。

候診區的電視播著的是總統大選的相關新聞，千篇一律，傳出來的叫罵聲群眾聲很沸騰，等待的患者很認真的看著，討論著；各診間叫人鈴此起彼落的響著，只有那個男孩靜靜的坐著，看著自己膝上那本厚厚的原文書，一隻鉛筆輕輕的在書上寫著。

我叫了他的名字，領他到會談室，發現他很高很瘦。面對我坐下的時候腰桿挺得直直的，兩個眼看著我的眼睛，很有禮貌的對我點頭微笑。
男孩臉上有一兩顆代表青春的紅色痘子，頭髮簡單清爽不若其它日本系男孩花俏，手指乾淨修長，交握著放在桌上，他的聲音低低的，語調適中，說話慢慢的，把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，認真的表達每一句話，會談時聽不到他說任何一句時下年輕人常說的黑話。
是個才19歲的大男孩，今年大四，在台北念書。
第一眼印象令我非常欣賞。

「我的家庭關係是很簡單的，只有我跟我的母親，可是妳應該明白，那卻也很複雜。」
這是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。
會談時他總是稱呼媽媽為母親。
我的母親。他這麼說。

他說母親是個要求很高的人，對別人，對自己。特別是她生命中重要的兩個男人，丈夫與兒子，她總是帶著最高標準在檢視。
國小時，父親自行創業失敗，母親經常言語刺激，她希望丈夫重新振作，沒想到卻讓丈夫情緒越來越無法自控，他把她加諸於他的精神壓力，用最原始簡單的方式反撲，她罵他，他打她。

家暴就這樣開始。

「其實他們兩個都是加暴者與受害者，沒有誰對誰錯，我只覺得我的父母親真的辛苦」。

他說父親的學歷不高，是個沉默寡言的男人，父子之間的情感連結並不強烈，生意失敗之後的父親更加沉默，他知道父親承受了很多社會上以及妻子方面的壓力，但父親不懂宣洩，長期的壓力導致了憂鬱症，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折磨。「他的痛苦讓他生病，但我父親從來不是個合作的病人，情況於是越來越糟，有好一陣子我認不得父親，他對我而言幾乎是個陌生人，唯一聽到他說話的時候，就是在打罵我的母親。」

這樣的壓力終於讓父親投降，在男孩國三的那一年。
父親自殺。
父親過世的時候，男孩說他異常的冷靜，沒有哭，能吃能睡。
他說當時他一點也不覺得哀傷，對父親也沒有埋怨責怪，父親死亡就如同天空下大雨一樣，他不能掌控，安心接受。
我問此時的他對於當時的事情如何看待，他想了很久之後說：
「現在想來我是難過的，因為我覺得父親這樣做並不值得，他太早放棄自己了，但我明白那有一部份原因來自於我的母親。這麼做他至少不用再繼續掙扎，我不為他高興，我只希望他安息。」
說完，男孩還給了我一個微笑。
那麼平靜，那麼釋然。

母親是個國中老師，因為教學認真要求極高，一向以來都是帶領升學班，她把每個孩子都教育的很成功，她很自豪，她覺得她的兒子應該要更加的優秀。
「我非常知道每個母親都很關心自己的孩子，當然我的母親也是。只是她可能不覺得她的關心對我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負擔。我願意承受，也一直在承受，只是她那麼尖銳那麼不理智的話語常常使我受傷。」

母親的言語攻擊不只針對他，他說母親沒有朋友，也不跟親友聯絡，因為沒有幾個人願意忍受被處處挑剔。母親有自己的生活，但她把所有心力放在他的身上。
母親在男孩身上寄予了太多的期望，對自己的、對丈夫的、對孩子的、對其它人的，她全部一落一落的放在男孩肩膀。
她對他說她要的不多，只希望他將來過得好。
「我想我或許可以說，我的母親為了我而活。」

男孩本身也沒有太多朋友。
國小到現在，他能夠說話的同學只有三個，兩個出國了，一個總是很忙。
他說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對於人總是不信任。漸漸的他發現自己說話越來越像母親，總是不留情面，彷彿地球是繞著自己轉的；上大學之後，他遭到班上同學的排擠，一向不熱的人際網絡面臨更大的低潮。
他開始修正自己，學著面對自己的情緒與壓力，人際問題改善了一點，卻還是提不起興趣去參與年輕人應該有的活動。他每周一到四在台北宿舍，五六日就回台中陪伴母親。
「一開始我被排擠，後來卻是我自己選擇了疏離。」
他總是無法融入，在那樣青春燦爛，熱呼呼暖烘烘的氛圍裡。

也越來越無法面對母親冰冷的語氣。
母子衝突變多，他不再認為母親就是唯一真理。
對於不正確的指責，他會反駁母親。他試圖導正母親的錯誤認知，這樣的舉動總是得到母親的一句『你要跟你爸爸一樣對我精神虐待嗎？你要跟他們一樣嗎？』
啊，母親總是覺得錯不在她，她始終都只是個受害者。
他早就知道這一點，卻到後來才明白一切無法改變。

母親對他很好，他說「如果以一般世俗判定的眼光來看的話」。母親讓他衣食無缺，他只需要專心的念書，有充足的零用錢，生活上，不勞他費心。他只要簡單的把書念好，當個聽話的好兒子。
一切都是為他好。
一切都只是希望他好。

如此簡單的心願啊。
像蠶吐出的細細絲線，緩慢又仔細的纏繞著，終於結了一個好厚好重的繭。
而他在繭裡好多年。